一、何谓全要素生产率（TFP）

  　 全要素生产率是指全部生产要素（包括资本、劳动、土地，但通常分析时都略去土地不计）的投入量都不变时，而生产量仍能增加的部分。全要素生产率并非所有要素的生产率，只能用来衡量除去所有有形生产要素以外的纯技术进步的生产率的增长。在计算上它是除去劳动、资本、土地等要素投入之后的“余值”，全要素生产率是指各要素（如资本和劳动等）投入之外的技术进步和能力实现等导致的产出增加，是剔除要素投入贡献后所得到的残差。

      全要素生产率通常叫做技术进步率，是由技术进步而产生的。是指总产量与全部要素投入量之比。产出增长率超出要素投入增长率的部分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

      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常常被视为科技进步的指标。全要素生产率的来源包括技术进步、组织创新、专业化和生产创新等。产出增长率超出要素投入增长率的部分为全要素生产率（TFP，也称总和要素生产率）增长率。

      全要素生产率，是指在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水平既定的条件下，所达到的额外生产效率。各种生产要素既包括劳动力、资本、土地这三个有形的基本生产要素；也包括管理、技术这两个无形的生产要素。全要素生产率是基于五个生产要素投入的整合。比如，一个企业如果在生产中投入劳动、资本、土地等有形的基本生产要素共计100万RMB，而生产出来的总产量为150万RMB。那么，这150万RMB的产量是由两个方面的贡献构成的，其中100万RMB是由于投入100万RMB的有形的基本生产要素所引起的，其余50万RMB则是全要素生产率（管理、技术这两个无形的生产要素）的贡献。如果本年度的产量比上年度增长15%，而其中有形的基本生产要素投入量的增长为10％，则其余5％就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因此，全要素生产率通常叫做技术进步率，是由技术进步而产生的。

       比如，某个工厂劳动力、资本等所有生产要素投入都没变，正常情况产出也保持不变，结果产出增长了5%，这多出来的残差5%就是全要素生产率。

      可见，全要素生产率由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和微观生产效率两部分构成，它更多是技术进步、组织管理改善等无形要素发挥作用产生的增长。从微观层面上讲，企业采用了新技术、新工艺，开拓了新市场，开发了新产品，改善了管理，体制改革激发了人的积极性，都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宏观层面上讲，通过资源重新配置，比如劳动力从生产率较低的农业部门转向生产率较高的非农部门，就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从系统和整体上出发，全要素生产率是生产要素“1+1＞2”的部分。差值越大，全要素生产率越高；差值越小，全要素生产率越小。没有生产要素，全要素生产率就为零。有了生产要素，还要讲究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形成“1+1＞2”的效应。但这不是要增加某一个生产要素，而是要讲究一定的配比组合，也就是需要创新技术工艺、企业组织和商业模式。从微观层面上来看，不同商业模式带来的生产率不一样，只有进行资源优化组合，才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二、为什么要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越是在更高的经济发展阶段上，越是要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实现经济增长。

处在较低发展阶段的国家，由于存在技术和生产率的差距，经济增长具有后发优势，可以主要依靠资本、土地和劳动力的投入实现；而对处在更高经济发展阶段上的国家来说，经济增长则必须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就是要认识到依靠传统增长动力，必然要面临减速的挑战，适应和引领新常态核心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

以史为鉴，我国经济迫切需要实现增长动力的转换，从资本、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长，转到更多依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轨道上来。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同时提出加快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创新驱动就是全要素生产率驱动，这些表述表明，我国要在新常态下启动经济可持续的增长动力，让经济增长实现有质量的速度。增长动力转换的核心是从投入驱动的经济增长转向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使创新真正成为引领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创新是否成功，最终要以能否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衡量标准。

 全要素生产率的来源包括技术进步、组织创新、专业化和生产创新等。涉及到新技术的创新与运用，更加高效的管理方式，专业化的分工提升劳动生产率，高效的生产过程。资源要实现更好的流动，由第一产业流向第二、第三产业，行业间从低生产效率的企业流向高生产效率的公司。生产、消费方式由低级向高级方式的转变。宏观管制制度、税收、调控手段的市场化、高效化。

 全要素生产率有三个来源分别是：效率改善、技术进步、规模效应。

 “效率改善”表现为：宏观上是制度、税收和体制等的优化，如简政放权、放开非自然垄断行业、高效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降低或者免除某些特殊行业税收等等。微观上是企业管理的高效，采用科学化管理，激发管理层及员工的积极性。

 “技术进步”表现为：各种科学技术的运用，新工艺的采用，如通信技术的升级使得我们的沟通更加快捷；如前段时间炽热的VR能够使我们娱乐、交流的方式发生巨大的变革；如各种酒类广告里说的新工艺酿酒技术，这一块对于身处社会飞速发展时代的我们深有感触。

 “规模效应”举个坐公交车的例子：一个人坐车和满满一车人坐的功耗差别是不大的，但是收益却是天差地别。特别是重资产类企业更是需要规模效应来摊低成本，不然连保本都很难还不说盈利了。

 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主要依靠资本和劳动要素投入，加上资源的大量消耗、环境的破坏为代价来推动经济的增长，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低。处在较低发展阶段的国家，经济增长可以主要依靠资本、土地和劳动力的投入实现；而对处在更高经济发展阶段上的国家来说，经济增长则必须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近年来，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原来丰富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正在减少，农民工数量与去年相比只增加了1.3个百分点，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现象日益普遍化，人口红利正在逐步消失。再加上资源、环境等硬约束增加，世界经济复苏乏力，我国经济传统的增长动力正在减弱。2008年的时候我们采取了四万亿的刺激计划，虽然帮助经济继续维持了高速增长，但是也留下了许多弊端，其中以产能过剩、僵尸企业众多为甚。当前，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在新常态下继续依靠资本和劳动要素投入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显然不可持续。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我国经济迫切需要实现增长动力的转换，从资本、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长，转到更多依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轨道上来。创新驱动就是全要素生产率驱动，全要素生产率是新常态下唯一可持续的增长动力，可让经济增长实现有质量的速度。

       在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下，继续依靠资本和劳动要素投入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已经也必须成为过去式，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新常态下可持续发展的增长动力。如果我们不能把经济增长转到全要素生产率驱动的轨道上来，经济减速乃至停滞从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就会比较大。

       三、怎样才能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通常有两种途径，第一是通过技术进步实现生产效率的提高；第二是通过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实现配置效率的提高，主要表现为在生产要素投入之外，通过技术进步、体制优化、组织管理改善等无形要素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从微观层面上讲，企业采用了新技术、新工艺，开拓了新市场，开发了新产品，改善了管理，体制改革激发了人的积极性，都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宏观层面上讲，通过资源重新配置，比如劳动力从生产率较低的农业部门转向生产率较高的非农部门，就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1.创新才能推动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准确认识、把握、适应和引领新常态，重中之重是寻求经济增长新动力，实现创新发展。越是在更高的经济发展阶段上，越是要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实现经济增长，实现创新发展。全要素生产率是一个衡量创新绩效的重要指标。创新是否成功，最终要以能否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衡量标准。增长动力转换的核心是从投入驱动的经济增长转向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使创新真正成为引领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把“创新驱动”放在发展的“核心位置”。创新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科技创新，一个是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体制机制创新。两个创新有机结合起来，才能推动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而这两种创新是否成功，是否可以转化为新的增长动力，最终都是要以能否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衡量标准。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一方面要以体制创新消除制度性障碍，改善资源配置效率;另一方面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全要素生产率是反映创新发展最好的指标，也是改革红利的一个重要体现。技术创新等政策也是在改善全要素劳动生产率。政府需要进一步创造好的政策、制度环境，破除体制机制障碍，让生产要素更自由流动，资源更有效配置。换言之，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要充分释放改革红利。进一步创造“优胜劣汰”的良好环境，让资源重新配置和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起支配作用。在传统经济增长动力难以为继的情况下，如果通过体制创新完善制度环境，一方面可以挖掘劳动力供给潜力，促进资源重新配置，延长传统的人口红利；另一方面可以加快技术创新速度，赢得新的增长动力。

       2.转方式和调结构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必由之路。必须把过度依赖自然资源的发展方式转向更多依靠人力资源。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就是要把过去过度依赖自然资源的发展方式，转向更多依靠人力资源的发展方式。总体来说，中国经济增长中迄今表现出的全要素生产率，主要构成部分是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产业所创造的资源重配效率。未来我国经济增长还需要继续挖掘这一潜力。比如通过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为二、三产业提供更多更为稳定的劳动力，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的“雁阵式”转移，都能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加快人口流动、全面放开的二胎政策对劳动人口的影响到十几年以后才能显现，所以利用延迟退休年龄来增加劳动人口的投入，也是提高潜在增长率的一个举措。包括户籍制度改革在内的社会制度改革全面推进和落实，全要素劳动生产率可再提高1.3个百分点。“人口流动指的是从农业人口向第二产、第三产转移，包括从二产、三产内部效率较低的部门向高效率部门流动，这在较大程度上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

       3.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关键还是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市场和政府在其中都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在推动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过程中，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是创新的中心，政府的作用是在宏观层面创造良好的激励机制和政策环境。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不容回避的路径，即一方面，优化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要素的配置，激发创新创业活力；另一方面，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更加注重运用市场机制和经济手段化解产能过剩，完善企业退出机制。这就要求创造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形成一个能者进、庸者退、劣者汰的“创造性破坏”机制，实现生产要素向效率更高的产业、行业和企业集中。

       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也要坚持这一原则，谨防政策扭曲。无论是政府人为挑选市场赢家，还是政府不能维护好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都不利于创造性毁灭机制的形成，从而妨碍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不少地方政府总以就业为借口，不太舍得让低效率的企业垮掉，这其实妨碍了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创造性毁灭，就是不再保护企业，不再造就“僵尸企业”，但政府要完善兜底型保障，要在淘汰落后生产能力与岗位的同时，通过完善的社保体系将人保障起来，通过“不保护岗位但保护劳动者”的机制，让劳动力从低效的旧岗位，优化配置到高效企业创造的新岗位。政府不要过度担忧企业死不死，而是要看死了一些企业的同时，是否又新生了一批更有活力的企业。

       4.未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主要将来自改革红利。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就需要抢在人口老龄化加速之前，也就是在最后5—7年的时间里，做好全方位改革，比如财税改革方面要进一步激发企业的动力、农业改革、户籍改革、劳动关系改革、土地改革、社保改革、创业就业等，解决市场中仍然存在的扭曲问题，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二胎政策、完善社保体系，使得劳动力的流动更加便捷自由，为二、三产业提供更多更为稳定的劳动力，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这样不仅能解决地区发展不均衡的问题，还能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如最近比较热的注册制推行，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使企业的创新活动得到保护。“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加快推进结构性改革。供给端是生产要素的投入，微观上有劳动力、资本、技术、土地等要素，宏观上有人口、制度、资源与技术等。“供给”和“需求”是一个事物的两面，没有侧重要兼顾，需求刺激供给，供给满足需求，供给催生需求，需求促进供给。

        重视调整供给面，加快淘汰“僵尸企业”，化解过剩产能。治理僵尸企业，化解过剩产能的调整等，都是为了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我们除了处置“僵尸企业”，化解过剩产能外还要谋求“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变，大力发展各类高新技术、高端装备制造，依靠技术进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供给侧改革就是淘汰多余的供给，增加新的、能刺激产生新需求的产品与服务。淘汰落后产能、处置僵尸企业势在必行！要加快落后产能淘汰和“僵尸企业”退出，促进企业效益和资源配置效率回升。这些措施其实说到底就是让资源重新配置，使得落后产业的资本、劳动力转移到新兴、服务业等生产效率高的行业。